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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培仁:新闻传播学应回归“人”的本质维度

作者: 昌平信息网 发布时间: 2021年09月14日 16:07:49

编者按: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邵培仁在近40年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他的富有创新性的成果填补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多项空白,丰富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学术体系,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具有风向标的意义。近日,《传媒观察》记者就如何更好地实现对外传播、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重构等问题,采访了邵培仁先生。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,无论是新闻传播业界还是学界,都需要内外兼容、古今贯通。惟其如此,才能真正解决当前所共同面临的问题,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。

是“作为技术的传播”,还是“作为文化的传播”

Q①:邵老师好!最近一直在认真研读您的传播学专著,由衷感到,您是当代传播学领域的一位“宝藏学者”。这不仅是指您学术研究范围之广、成果之多,更是指您融通古今、中外历史文化的大手笔、大视野与大格局。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下,您在把握和平衡学术研究的“专”与“博”方面的体会和建议?

邵培仁:我的确涉猎了多个领域,但并非有意为之,而是循序渐进的结果。就阅读与写作来说,我大概跟大部分研究者差不多,从读第一本“精彩的书”开始,被书中的精彩论述所折服。随着阅读量的增加,逐渐发现一些作者彼此“惺惺相惜”,在某一个问题上相互接引、发挥,发人深省但“意犹未尽”。他们聚合在一起,成为一条深厚的脉络,也成为自己思考的路径和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,当自己面对各种现实情境时,往往也能“有感而发”,跟前人形成“呼应”。此时,如果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“博”和一定程度的“专”,那么也意味着或许正进入一个新的瓶颈期——只对“似曾相识”敏感,却对矛盾和张力反应迟钝,尤其是要对各种不尽相同甚至相互抵触的观点作出选择和判断时,自身知识结构的漏洞便凸显出来。

庄子说:“吾生也有涯,而知也无涯。”(《庄子养生主》)严耕望(2016)认为:“专不一定能精,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;博不一定能通,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。”这是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知识无限性之间的矛盾。“鹪鹩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;偃鼠饮河,不过满腹。”(《庄子逍遥游》)人有时候需要忘记“专”与“博”的张力,让学术的兴趣和爱好牵引自己慢慢前行,在阅读中静心享受求知的无穷乐趣。

Q②:您在《华夏传播理论》一书的“前言”中论及“薪尽火传”时,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传播学命题,即如何在不同类、群之间打破隔阂,避免冲突,实现交流与融通。您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具有个性特色的学术观点,即在交通发达、传播迅速、东西方文化思想相逢甚或交融之际,我们依然应该“向古人请教”。因为“资讯往来仅属浮面,若无深层的智慧,终难提供终极洞见”。您这里提到的“中国智慧”,对今天我们想要摆脱的“有理说不出”“说了传不开”的对外传播困境,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。今天我们该如何以古为师,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和汲取具有现代性甚至未来性的思想成果,来实现更好的对外传播和全球传播研究?

邵培仁:对传播学科来说,“以古为师”的路径在很长时间里都像“异端”,似乎与年轻的、现代化的传播学格格不入。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于传播的定义——将传播看作技术还是文化?从“作为技术的传播”看,古代世界似乎是一个过时、落后和原始的存在,是陪衬现代世界的背景;从“作为文化的传播”看,古代世界却是一个生动、活泼和智慧的存在,是启示现代世界的钥匙。“以古为师”,首先就要破除成见、放低姿态,让自己向中国古代的文化世界敞开胸怀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宽容、平和、开放、交流、兼收并蓄,而不是隔阂、封闭、斗争、对抗。这种“和而不同,交而遂通”的人文主义品质,集中体现为儒释道互补并存的历史文化景观,这也是进行对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“中国智慧”。

“对外传播”本质上是“跨文化传播”,即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传播。单纯依赖媒介技术不足以支撑跨文化传播或对外传播的效果。我们要像格尔茨(2000)所提倡的“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”,并且“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”。跨文化传播研究也要换位思考,站在对方的立场,充分认识和理解对方的价值观、认知水平和文化需求,以一种人性化的平等交流的姿态告诉他们,我们曾经、正在和即将是什么?想什么?做什么?会成为什么?

“要建立一个整体互动的新闻传播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