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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明南京文人为何钟情社交沙龙?

作者: 昌平信息网 发布时间: 2022年05月14日 20:02:50

题图:《南都繁会图》局部
明代后期的南京城确实是一个别具历史意义的社交舞台,士人在其中热烈展开各种社交活动:文酒之会频频举行,士人间的集会结社活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,热烈的交游活动,激发士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。
晚明动荡时局中,纷纷扰扰的各种政治军事,往往成为社交的争议话题,乃至进而集结特定的政治阵营。如此,朝廷的政争延伸至城市生活,居于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京城,原是有名无实的首都,值此板荡之际,反倒成为热血士人舆论交锋的重要基地,也是他们个人生命昂扬的大舞台。
本文转自《结社的艺术》,本书是一部研究明清士人社群的突破之作。书中结合文、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,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,围绕社集与城市空间、地方家族、身份/阶层等,从社会、宗族、空间、文学、思想、医学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,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,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。同时,还研究了十八世纪日本与越南的文人社集情况,有助于从东亚的视角深化明清思想史、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。此外,书中呈现的各种跨界交接与多元问学的现象,也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城市舞台
明后期南京的城市游乐与文艺社群
文 | 王鸿泰
来源 | 《结社的艺术》
转自 | “雅书品iRead”微信公号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十二回《杜少卿平居豪举,娄焕文临去遗言》中,志气高尚、不同流俗,又有些不通世故的杜少卿,疏财仗义,挥金如土,家产将尽时,家中老仆临终前苦心相劝:“你的品行、文章,是当今第一人。……但是你不会当家,不会相与朋友,这家业是断然保不住的了!……你眼里又没有官长,又没有本家,这本地方也难住。南京是个大邦,你的才情到那里去,或者还遇着个知己,做出事业来。”此回结束时,作者且提示道:“京师池馆,又看俊杰来游;江北家乡,不见英贤豪举。”南京城俨然具有特别的人文环境,是可以广纳各方俊杰的特别场所。果然,杜少卿到南京后,在秦淮河畔租了河房居住,从此和各方文士频繁交游,开启另一番人生盛景,甚而可说杜少卿乃因此找到人生的“归宿”。
《儒林外史》对诸多文人之刻画往往语带讽刺,多着墨其不堪处,唯杜少卿属难能可贵之正面人物,此一角色乃有吴敬梓个人身影之投射,可说是某种理想性人物的表征,而其进入南京,则可谓乃得其所哉,理想的文人进入理想的人文环境。吴敬梓借《儒林外史》刻画明清科举制度下士人的各种面貌与心态,同时有意塑造理想文人形象,在其所绘人文图像中,南京城市乃成可以寄寓士人理想的文化场域。诚然,明中期以降,南京逐渐成为人文荟萃的文化都城,各方士人往往乐于汇聚其中,纵乐交游。任率英先生彩本《桃花扇》
《儒林外史》特意以南京为场景描述文人活动殊非偶然,《桃花扇》更是全然以南京为历史舞台,借以重现晚明名士的慷慨激昂与风流韵致,而演成才子佳人的典范剧本。《桃花扇》所演人事,往往有事实根据,其将复社名流置于南京城的繁华中,一则可说是晚明实况的反映,一则也可视为某种历史文化的表征。《桃花扇》男主角侯方域(1618-1655)确实在22岁时,即离开其所成长的商丘来到南京,对此他自言道:“及仆稍长,知读书,求友金陵。”将南京之行定义为知识成长后,进以社交结友的人生之旅,而他的南京之行也确实翻开人生新页,展开极为热闹的交游活动,尤其与复社诸名流过从甚密,而与陈贞慧(1604-1656)、方以智(1611-1671)、冒襄(1611-1693)并称为“复社四公子”。另一方面,侯方域进入南京时,也因复社领袖张溥(1602-1641)之推荐,而知有名女李香君,因此刻意造访结识,从此展开才子佳人相知相惜、可歌可泣的故事。《桃花扇》所述乃有所本,而其中场景与活动,诚属为晚明士人交游文化之反映,剧中种种繁华盛景,的的确确曾经显现于明代南京之城市生活中。
事实上,《桃花扇》所述确实极能掌握晚明之时代精神,尤能精确刻画当时士风之特色,此剧中最为根本的冲突乃是复社诸子与阮大铖的冲突,而此君子/小人之争,渊源于天启朝的阉党与东林党之争,只是攻守异势且斗争方式也大为不同:天启朝的党争可谓政治场域内的权力角逐,而阮大铖(1587-1646)与复社的矛盾,则演变成城市社交上的竞逐——阮氏有意借其戏剧专长,结纳各方名流,以重造声势;而复社诸子,则恐其恶势力复炽,因此刻意抵制,乃有“留都防乱公揭”之刊布,打击阮之声势。如此,天启朝政治权力的斗争转成社交舆论的较量,而留都南京乃成此社交竞赛的大舞台。孔尚任(1648-1718)撰写《桃花扇》意在捕捉晚明士风精神与文化风貌,其选择复社诸子与阮大铺之争为大背景,而于其间交织家国大事与儿女私情,而以南京城之社交活动为展演舞台,固可谓慧眼独具,却也有历史事实为其张目。明 仇英 《南都繁会图》局部
明代后期的南京城确实是一个别具历史意义的社交舞台,士人在其中热烈展开各种社交活动:文酒之会频频举行,士人间的集会结社活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,热烈的交游活动,激发士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。晚明动荡时局中,纷纷扰扰的各种政治军事,昌平房产,往往成为社交的争议话题,乃至进而集结特定的政治阵营。如此,朝廷的政争延伸至城市生活,居于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京城,原是有名无实的首都,值此板荡之际,反倒成为热血士人舆论交锋的重要基地,也是他们个人生命昂扬的大舞台。
然则,南京作为士人社交的重要场域,并非由复社诸子之振臂高呼而始趋热络,南京士人之乐于集会结社由来已久,其社交文化之积淀可谓既深且厚,已然成为重要的文化底蕴。晚明复社之聚集于此大会社友,高歌壮举,殆可视为南京社集历史长河之激荡波澜,实乃厚积而后发,并非突如其来也。事实上,南京士人的社集活动也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经历了不同的变化,其活动形式与属性内涵也因时而异。本文即尝试对此略作考察,由此探测士人生活、城市社交与文化活动究竟如何相互激发,也由此思考明后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与逻辑。
一般论及南京文艺活动的展开,往往引用钱谦益(1582—1664)的论断,认为金陵之社集活动初盛弘治、正德年间,钱氏之说相当概括地点出南京文艺之盛况,然则其说亦不免过于化约,事实上,南京之社集活动早在弘、正之前已不乏事例。特意记录南京历史人物的《帝里明代人文略》引司马泰(约1492—1563)《三余雅会录后序》称:
吾乡虽称都下,去辇毂远,宦于此者,率事简多暇,得遂觞咏之乐。天顺中,翰林学士吉水石溪周公叙始结诗社,择吾乡能诗士人,若贺公确、王公麟与邵以诚,凡十人与游,题曰“南都吟社”。成化间,翰林学士西蜀篑斋周公宏谟继之,复与士人沈公庠、任公彦常、金公冕十二人游,题曰“清恬雅会”。正德初,户部侍郎海陵柴墟储公巏复继之,乃与挥使刘公默、士人施公懋、谢公承举凡十人游,题曰“秣陵吟社”。夫三公皆海内文宗,其人品诗格俱高,乃能下交诸士人。诸士人亦不少屈谄,觞咏适情,密若昆季。每一会时,都人辄拭目倾耳,称为胜事。
此说指点出,南京城市的特性及其文艺条件:这个城市虽号称都城,事实上,却是远离权力核心,在权力的操持上实属边缘,此地聚集为数不少的“京官”,官员之品级头衔颇高,却多近乎闲差,难有作为,事简多暇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这些无所作为、闲暇甚多之清高官员,乃多以写作诗文作为娱乐。这正是南京文艺发展的特殊之处,这些位高权轻的清贵官员,往往成为文艺社集的发动者。因南京之文社活动发端甚早,在天顺年间已然登场。
值得注意的是,此处倡导社集活动者,都非泛泛之辈,天顺时组成南都吟社的周叙,与成化年间组成清恬雅会之周宏谟,都是翰林出身,正德时秣陵吟社之首脑储巏,则在乡试与会试中都是第一名。他们可说都是科举胜利者,且表现最优,是科举制度下,被认定最为能文之士。他们本来应该在宫廷之中占据最佳写作地位、文为天下表率的人——翰林本职固当如此,只是他们屈处南都,未能在堂庙之上,写作昭示天下的堂皇之文,领袖天下文风——所谓“海内文宗”。他们“怀才不遇”下,唯有另寻渠道发落其才气,以“下交诸士人”的方式,实践“文宗”之志向。南京社集活动的开始,出于翰林提倡,事或有偶然之处,却也有必然之理。事实上,南都的六部官员,往往官品高而权轻事少,这些清高多闲的官员,往往也就成为文艺活动的主要成员,积极借诸文艺活动以自显,实属常态。也就是说,南京的社集活动中,那些来来去去的六部官员,是其中相当重要的成员。他们对南京的知识交流与文艺社交的发展,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。除了在天顺、成化年间首开风气,在日后的社集活动中,他们往往也多有参与,乃至成为其中要角。
《四友斋丛说》中尝记:“孙季泉转南宗伯,赵大周先生曰:‘季泉留心于诗,此来当必与君结社矣。’后季泉至,果时相酬唱,又以孙王唱和集命某作序,极为相知。”可见这些任职南京之官员,多有文艺之好,而有此好者,入南都则有社集,已成必然之理。实则活跃于南京之文人,亦多有此类官员,例如:所谓“金陵四家”中的第四人就是弘治年间来南京任户部主事的朱应登(1477-1526),他就职后积极参与当地文艺活动,因此与顾璘(1476-1545)等人齐名并列。
嘉靖时期知名文人蔡羽(?-1541)、何良俊(1506-1573)都任职翰林孔目而活跃于南京文艺圈。文坛领袖王世贞(1526-1590)、边贡(1476-1532)、王慎中(1509-1559)、钟惺(1574-1624)则为南京六部官员而在此交会各方文人。
万历时期南京文坛领袖曹学佺(1574-1646),也因任职南京而积极推动文艺社集,将南京文艺推至极盛。凡此略可概见,南京文艺社集的发展,乃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,位高权轻的“京官”乃属其中要角。
因此,南京社集活动之开始出于南都翰林,殊非偶然。而这批南都“京官”在往后的历史中,依然是南京士人社集活动的重要成员。天顺年间的南都吟社与成化时的清恬雅会,固可说是南都社集的滥觞,然此社集活动之发起,个人因素仍居主因。两位翰林爱好文艺、乐于交游,使之得以开风气之先。实则在此时期,全国之文艺风气犹然未兴,而城市社交生活也还不发达,甚且,这段时间南京城还在迁都后的大萧条时期,所以天顺至成化年间的社集活动,与其将之视为南京文艺风尚已趋勃兴,毋宁说是个人兴趣点燃的星星火光。或许正由于此,钱谦益在叙述金陵社集发展时,并未将此时期活动列入其中,这恐怕不是受限所知,而是刻意略过,盖此举不足以作为南京社集之源流或文学传统之肇兴。事实上,有关南都吟社与清恬雅会的活动,也殊少见诸相关记载,可以说有关南京的文学叙事中,这只是一段有些偶然的史前史。
THE END